镌刻地域文化的永恒记忆 -凯发k8国际唯一

——读张高先生《大同方言辞典》

　　　　记忆可能会长久传承，但更多的是会讹传或忘却；记忆是一种文化熏陶和思想浸染，但也可能是一种被迅速格式化的空白或遗憾。大约就在我进入城市的四十年间，即使长期从事文字写作，也一直珍重在农村所经历过的童年及青少年生活，但曾经熟稔的生活——那些驾轻就熟的方言还是无可挽回地从我的记忆中几乎集体消失，在平时一大堆的“车轱辘”话中被不自觉地遗弃，笔下的语汇体系中也很难找到它们的踪迹。当然，也不能说这些方言俚语跟我完全绝缘了，偶尔听到那些不禁让我感到亲切的标志性的话语，曾经的记忆也会突然复苏，甚至能回放一些模糊的时代映象，可时过境迁，那些退化到记忆边缘的方言又一次被像齑粉一样轻轻荡去，无影无踪。因此，我时常反刍自己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是否已经萎缩。因为，这不仅显现了我经常对尘世生活最深处的反应迟钝，尤其常常造成对不能抵达生命最深处的一些喟叹。

　　前不久，张高先生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版的600多页的《大同方言辞典》。只要随手一翻，16000多条词汇和俗语，仿佛都抛散满身尘土，露出急切的乡情乡亲，一齐向我涌来。于是，这部沉甸甸的词典，连同张高先生清癯的面容，就像塑成的雕像摆在面前，叫我不由得心中生出一种亲切，一种敬仰，甚至一种崇拜。

　　方言具有与众不同的腔调和语感，多有别具意味的词汇和句式，富含生动鲜活的特色和魅力，形成了一种最根本的最具标志性的地域文化。

　　我国国土广袤，自古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以致“十里不同俗，百里不同音”。两千多年前，雄才伟略的秦始皇实行了“书同文”，汉代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还收录《尔雅》来规范汉语言的运用，这虽然致力于文字书写及语义的“格式化”并流传至今，但其实并没能完全实现话同音、语同义以及摒弃方言的彻底性语言改革。在封建社会，即使像大同这样长期经受多元文化的影响，但因人们基本困囿于比较封闭的地方，人员流动性较差，方言文化的发展更多的是吸纳和拓展，而不是抛弃或疏离。这就自然形成了越来越根深蒂固的强烈的地域文化，并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。即使它们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代变迁和时光淘涤，仍然保持着其纯粹性、可辨识性和神秘性的文化特征。

　　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特别在整个社会都发生翻天覆地、日新月异的急遽变化，主流文化日益全球趋同的近四十多年间，传统文化的基石受到根本性动摇，甚至方言也基本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。这不仅迅速改变了我们大多数人的身份，也快速异化、分解了人们固有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，以致我们越来越感到，能听到自己家乡的方言几乎成了一种奢侈，能说几句方言也似乎能心生荣耀，能收集、整理、编撰一部厚厚的方言词典简直令人敬畏！

　　也正因为如此，大同地区近些年来涌现出多位值得敬重的从事方言研究的人物，如李金、马文忠、韩府和宋旭，包括撰写《大同方言辞典》的张高等。他们虽然职业不同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对地域文化，特别是大同方言具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、使命感，从而利用一切闲暇时间，积极投身收集、整理和研究，并形成了一种集体性抢救地方文化的危机意识和观照情怀。当然，这些研究并非简单的重复或模仿，而是根据自己对方言文化的擅长，参阅了晋冀陕蒙整个晋语系地区的研究成果，通过不同的角度来挖掘历史的、民俗的、词源的等文字内涵，以独创性的研究和发现，多方位展示出大同方言独特而丰富的多元文化特征，从而形成了一个地方性方言的文化研究体系，并使之更趋科学、准确、客观和完整。因此可以这样认为，这些方言研究，不仅是大同方言文化的累累硕果，也对晋语系方言研究做出了积极而有益的贡献。

　　唐朝贺知章有诗《回乡偶书》说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现在，当我们再读这首诗，很多人一定会浮想联翩，心有戚戚；当我们读到张高先生的这部《大同方言辞典》，很多人也一定会思乡感怀，颇有欣慰。因为，这部著作，镌刻了地域文化的永恒记忆，为我们很多人找到情感的根脉、思想的根脉，以及血液的根脉。（编辑：炯）